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

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

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前言已析。

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不能不让人遗憾。

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

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

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

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

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

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

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

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

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

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

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

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

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

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

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

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

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

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颠沛流离。

晚年乃退居衡阳船山，发愤著书，察历代兴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资后来有志复明者鉴。

这事实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学者，如顾炎武、黄梨洲、李二曲等的学术之最终目的。

故船山先生之史论，实则时论也！

而既是时论，则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习，亡国之征，无一可逃先生之针砭。

船山尤曾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残喘之艰苦岁月，则小南明之兴衰成败，必牢牢印其脑中；其事迹于他之影响，亦必至巨。

小南明虽短命，却也承继了明末时期的所有亡国之征。

除了司徒琳所举证的“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两个原因外（司徒琳(LynnA.Struve)：《南明史》），战将怕死而不守节义，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明末到小南明覆灭这一段时期，内忧外患，正是武将用命之际。

然而自崇祯三帅之熊廷弼袁崇焕被杀、孙承宗被弃后，二十年间除了间或出一两个如李定国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这样的能战而知忠义之将外，其他大多数或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无能人格卑下。

满兵之灭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将之力。

先是，吴三桂开关延敌，立首功一件；及顺治移师江南，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无不尽力用命，有如恶狼走狗，疯狂咬杀其之同胞、灭亡其故国，争先恐后。

清兵在南直隶徽州、苏州、常州诸府中之扬州、江阴、嘉定、昆山、松江等地所进行的疯狂大屠杀之主使者张天禄、李成栋等，率皆原明之降将。

小南明诸王朝如弘光、永历、潞王、唐王、鲁监国等，亦无一不是灭于明降将之手。

永历逃入缅甸，吴三桂更千里穷追不舍；永历哀求道：“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兵，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

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

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

……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明桂王致吴三桂书》）。

永历帝的哀鸣终未能打动吴三桂效忠新主子之心，而被生擒就死；则吴三桂效命之力、对新主子之“忠诚”，亦感人至深矣！

若当初能稍假万一之力以抗清兵，多尔衮又焉能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大摇大摆度入关中哉！

这一幕幕，都是船山先生所亲见者。

即以船山试图投靠的孙可望为例，他也是先和李定国内拱以争地位，使得原已朝不保夕之西南态势更加岌岌可危；失败后，更一怒之下投降清军，甚至极力敦促清军尽快让他“雪深仇”、“洗大耻”，并称自愿为清军当先锋率兵攻打自己十分熟悉的川、贵、滇等境。

这些人为了私己之利，甚至仅仅为了泄一人之愤，什么国家民族，什么人格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些事实，又岂能不让船山痛心疾首而咬牙切齿呢！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船山之所以对李陵投降之举动，何以会如此深恶痛决之而决不宽容、甚至要连带到司马迁那里一起痛责了。

当他注目李陵时，眼里必喷发出燃烧的怒火，心里必在克薄地咒骂。

要他来给李陵来个冷静而客观的评价，又如何可能呢？

对他来说，国已破、家亦亡，丈夫之志不得伸，只有困居一隅。

一骂以抒悒闷之气，借古人之愁思浇心头之块垒，未尝不是一条解脱的途径。

因此，他之骂李陵，又岂止于李陵哉！

他是在骂吴三桂、骂洪承畴、骂尚可喜、骂耿仲明、骂孔有德、骂孙可望，骂如蝗虫一般蜂拥而出前赴后继的无可数计之坏吾家国亡我天下的大小汉奸呢！

行文至此，意亦不能稍平。

一国之立也，必倚忠义；一人之立也，必知尊严。

岳武穆说治国之道说繁极繁，说简亦简，不过“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而已。

朱子曰：武穆有此十字，足以不朽。

治国者安能不详察之乎？

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原之，其责则断不可免。

然而正是在他身上这种情和责被杂揉于一处如此难于明晰分开，使得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并细细察量时，才发现要想看清他那个独特的世界，又该有怎样的艰难！

这种艰难，不但源生于对其一生之苦难与不幸的深深同情、和对其失足之怜惜之间之矛盾的无奈沉吟，更也是对两千多年来多少兴亡旧事的悲凉的叹惜。

然而青史的一页页，不就是如此写就的么？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逝去的旧影，似乎仍如幽灵般在眼中晃动；眼前的一幕幕，虽被包装了新鲜的色调，然而偶一沉吟，却总让人心里砰然一动，总觉得它们是如此的似曾相识。

呜呼！

吾复何言哉？

惟题诗一首以志之，诗曰：

浚稽山上白云飞，尘黯残碑去不回。

对酒难酬家万里，天涯何处有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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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雨按：对于李广和李陵祖孙二人，我一直是充满同情的，我常想，若是李陵和李广，遇到刘备这样的君王，又会建立怎样的功业？

相反，若是关羽遇汉武那样的皇帝，又将是如何的悲剧？

在这种假设中，我写下了李昴这个人物，这是一个留着汉人和胡人血脉的人物，他被刘禅的一声道歉感动，从而投入季汉，他以自己杰出的本领为季汉立下了大功。

但是，从书评中我悲伤的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出生胡地的汉人，还是出生于汉地的胡人，其命运都只能是悲剧。

蓦然想起金大侠的一句话：胡汉恩仇，须洒英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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