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想指挥，忽转身对身边副将典猛道：“你来指挥？

给你三百步兵，三百弩兵，消灭他们，若无法消灭，也要重创他们，不可令他们咬住我们不放。”

我复对姚水道：“我们带人速速北归，与关将军汇合。”

此时关羽大败的消息已然传来，我只怕关羽还有重夺荆州之念，那样只怕逃走的时机也失去了，所以一连数次派人传送军情，以糜芳的口吻晓以大义，让他从上庸离去，我自断后。

不提我的名字，是因为他若知道我来断后，就拼死也会前来迎救。

他那样高傲的人，再看不起我，也不会让我涉险。

以糜芳口吻说话，他自然不听的可能更大，但我并没希望能说动他，只盼得到准确消息后，他身边的关平、王甫等人能说动他。

果然，东吴骑兵只是缠斗，并不碰拼，看准机会，便猛扑入队中咬上一口，一见快要被围，立时逃走。

典猛虽然有和骑兵交手的经验，但遇到这种牛皮糖样的人物，还是无可奈何。

我不由对吕蒙的用兵之道深感佩服。

但是机会还是有的，终于有一天，在一处苇从，这队人马被我们打了个伏击，射死射伤骑兵数十人，只有数骑逃走，才算是摆脱了他们的纠缠。

PS：1、关于“荆州”在哪里？

我写这部小说主要设定是取法《三国演义》，边写小说边接触三国，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荆州城到底在哪里？

查了资料，才恍然大悟，我让老罗给忽悠了。

在历史上，东汉荆州原辖七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

东汉末年，从南阳郡、南郡分出一部分县，设置襄阳、章陵二郡，于是荆州共辖九郡，这就是后世称“荆襄九郡”的来历。

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家共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襄阳、南郡三郡，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孙权则占据江夏郡。

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败曹仁，夺得南郡，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江陵（南郡治所）。

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议，把自己所据部分“借”给刘备，于是刘备zhan有荆州绝大部分地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荆州治所，即荆州州府所在地，东汉末年曾几经变化。

荆州治所原在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任荆州刺史，移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建安十四年（209年），刘琦病死，刘备领荆州牧，驻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借荆州”后，又移治江陵（今属湖北），关羽镇守荆州，仍以江陵为驻所。

从“借荆州”起，江陵既是荆州治所，又是南郡治所。

《三国演义》叙述有关荆州的故事时，已是刘表任荆州刺史之后。

因此，在赤壁大战之前，所谓“荆州城”，实际上是指襄阳；而在赤壁大战之后，所谓“荆州城”，实际上是指江陵；此外，并无单独的“荆州城”。

罗贯中不明于此，误以为有单独的“荆州城”，并老是把荆州、南郡、江陵这三个地理概念混淆不清。

第34回写蔡瑁趁“襄阳会”之机谋害刘备，事先对刘表说“请主公一行”，似乎刘表不在襄阳。

第40回写刘表死后，蔡瑁立刘琮为主，“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就葬刘表之柩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

其实，这里的“荆州”乃是江陵（第42回写曹操兵至江陵，邓义、刘先率军民出城投降，即为明证）。

蔡夫人、刘琮本来就随刘表驻襄阳，怎么又“前赴襄阳”？

从哪里“前赴襄阳”？

这是因为作者把刘表的荆州治所襄阳与后来刘备的荆州治所江陵搅作一团，以致叙述混乱。

第75回写吕蒙袭取荆州时，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史实是：吕蒙逆长江而上，奇袭关羽设置的“江边屯侯”（沿江侦视警戒的部队）之后，直趋公安，招降守将士仁（《演义》误为“傅士仁”）；随即又进逼荆州治所江陵，麋芳亦降（麋芳以南郡太守身份驻守江陵）。

而《演义》却写成吕蒙巧夺烽火台后，首先袭取“荆州”，然后到公安招降士仁，再由士仁往南郡说降麋芳。

那么，这个“荆州”在哪儿？

它与公安、江陵的方位关系如何？

作者根本无法回答。

所以对着地图，我越看越糊涂，但下笔至此，更改设定也发懒，便让荆州处于江陵和公安之南，放在吕蒙进军路线上便了。

2、关于关羽攻曹仁

近日索荆州文字，忽读到这样一段：查看《三国志》，在关羽、刘备的传记里，举凡刘备命令关羽的军事行动，都用“遣”、“别遣”、“令”、“留”、“使”等字眼，惟独水淹七军一事，没有任何役使动词。

只简单说：“是岁，（关）羽率众攻曹公于樊。”（《关羽传》）、“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先主传》）。

更玄的是，不论刘备或诸葛亮，不曾出兵呼应，不曾派兵救援，仿佛关羽表演单口相声，一人在撑场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出身于蜀国的陈寿似乎隐讳什么。

若不是关羽不明白联吴的基本方针，冲动致败，就是关羽明知故犯，逞一时之快。

《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把关羽攻打魏国这件事，归于诸葛亮的主意，目的是先发制人，瓦解魏、吴联盟成形。

且不说不合史实，还把原本极力神化的诸葛孔明给写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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