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商议了许久，最后勉强得出一个方案，奕匡表示回磨琢磨，一脸心神不定，言语间说了好几次“若是袁慰亭在就好了”这样的类似话语，竟然不胜悲怅。

望着父子两人离去的背影，再看看桌上他们留下来“酬谢”自己的那尊唐代玉佛像，徐世昌苦笑连连，无言以对。

如果说以前他因疆臣身份对朝中动向的掌握和了解还差一点火候，那么进中枢一年后，到今天他终算全都明白了。

想着这几天一桩桩的变故和风波，他愈发对老友袁世凯往昔的苦衷与手腕表示敬佩。

庆－袁－那三角同盟表面上看以奕匡为首，以那桐为佐，袁世凯不过列第三。

但这只是一种明面上的障眼法，一种有意制造的低调。

北洋六镇成军后，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横遭亲贵猜忌，被慈禧通过明升暗降的手法塞入中枢，并且剥夺了除外务部尚书外的所有兼职，这让他明白了成为众矢之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因此揣着明白当糊涂，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特点就愈发明显，整个人格外低调，凡事都不声张，既满足了那些想看他笑话的亲贵的阴暗心里，也成功塑造了他纯粹靠大量银钱开道，买通奕匡、李莲英等人才保全地位和权势的表象。

现在想来，这种论调完全大错特错，徐世昌从未像今夜一般看得透彻——杨翠喜案也好、丁末大参案也罢，固然有种种戏剧化因素和慈禧的平衡考虑，但就庆王一系的荣辱来说。

都靠了袁慰亭地手法才得以安然无恙。

所有激烈喧闹地政争背后都是一场场充斥着计谋与策略的朝堂角力。

在这场迷雾中，唯一能看清楚方向、牢牢把握大局的只有他袁世凯。

换言之，袁世凯才是三角关系中地真正核心与智囊。

否则。

如果这位老朋友纯粹是一个靠送钱走通门路而博上位者欢心的酒囊饭袋，庆、那两人哪里找不到这样的人来接替，反而要一意力保呢？

奕匡的叹息和痛惜，更衬托出了这种显然，亦加深了徐世昌的印象。

为什么袁世凯能将朝堂政治玩弄与股掌之中？

从大处来说，固有其自身能力突出与慈禧万分赏识的缘故。

但从小处而言，那桐和这对父子太过无用不堪也是缘由。

就像端方这个案子，分明就是唇亡齿寒地危机时刻，大佬居然还存有不和岑春煊短兵相接的侥幸心理？

无知，太无知了！

徐世昌曾不止一次地设想，倘若袁世凯在，这一年多来的政策行事他该如何着手？

思考来思考去，除了吓出半身冷汗。

他居然找不到必杀绝招——这头是对自己了如指掌、信任有加的老朋友，那头是对自己洞察如悉、推心置腹的皇帝，真要夹在两人中间，他觉得完全不好应付。

弄不好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犹豫了半天后，他无不寂寥地觉得。

纯粹以计谋论，翰林出身的自己未必就比袁世凯差，可如要论起实事，袁世凯杀伐果断的决心与大开大合地作风自己觉不是对手，一味至刚的岑春煊恐怕也比不过袁世凯的心狠手辣。

因为，这是掌兵之人的凛然杀气，而不是奕匡父子、那桐这样地酒囊饭袋所具备的。

与袁世凯过招，徐世昌或许觉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与这两人过招，简直是太容易了。

泡上一杯香茗，目睹那翠绿色地太湖碧螺春在杯中浮浮沉沉，徐世昌感触良多：幸好老朋友走了，剩下几人要么太过愚蠢，要么太过盲目，看不透这一出戏里面他所扮演的双重角色——这才真是侥幸。

不过，也不是没有露馅的时候。

他静下心，眼前忽地浮现出那个雨夜，张之洞冒雨前来拜访自己的举动，他能充分感受到其中的不满与质疑。

张之洞虽然风烛残年，但不久后的突然倒下，让他隐隐觉得该是在自己这边受气之故。

这份心头隐隐的内疚让他在张之洞病倒之后不敢去探望他，到最后不得不前去探望之时，张南皮已经几乎要说不出来了。

但徐世昌记得清清楚楚，张之洞虽已处半昏迷状态，但一见自己的脸孔，原本差不多闭上的眼睛倏忽睁开，闪动的眼神仿佛在交代些什么，又像是在警告些什么……他当时还不觉得如何，现在想来，倒是能读出别有一番意味的潜台词。

目睹杨士琦、盛宣怀、那桐乃至现在奕匡的窘境，他猛然觉得张南皮能全身而退反是一个大大的优容下场。

论办实事，他张南皮号称“屠钱”，办了这么多件洋务，靡费不知凡几，杨士琦、盛宣怀与之想比只不过小巫见大巫，为什么比他们责任更大、问题更多、性质更恶

南皮没事，而无论影响还是作为都要小得多的盛宣怀要如此倒霉，引得皇帝痛下杀手？

没有超常规的解释，行么？

显然不行！

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必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隐秘——徐世昌将其解释为香帅的妙用！

香帅的妙用，妙就妙在后来那几篇文章之上，又是罪己诏，又是神迹说，70余岁的老探花、旧翰林颤巍巍为皇帝捉刀，用几十誉和重臣声名为皇帝担保，没有政治交易，谁信？

后来的种种大政乃至维新，张南皮绝口不表赞同、附会皇帝之意，也不说半个字坏话，这中间的缄默不语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

没有政治交易，谁信？

除了这些，那一晚上蹊跷离奇的大火再次进入他的视线。

他起初对阴谋论还半信半疑，现在前后一联想，怀疑的程度居然上升到了九分。

这一出飞来横祸果然是“横祸”，但如果纯系天灾，那他是不信的。

皇上刚刚亲政。

宫中就爆发大火。

有配合这么默契的祝融？

当真是天子圣明、真龙下凡不成？

合情合理地解释便是，这纯系有意为之。

皇帝地心机，他人难以窥伺。

自己难道还不明白么？

若论斗智斗勇，再斗上十次皇帝可能都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偏偏那一次在赤裸裸的机断中，老朋友毫无还手之力。

十年一梦，戌戌年地旧账总该到了清算的时候。

—

所以他有时异常感谢那一晚的大火，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但也烧掉了很多东西，永久性地改变了力量的平衡。

而皇帝手中那两份截然对立的诏书和一顶内阁总理大臣的帽子，让他心甘情愿地用间。

在这一出无间道里，徐世昌所扮演地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既是人格化的自己又是虚拟化的自己，既是正方立场的自己又是反方立场的自己。

今夜的心潮澎湃，固然是因为已隐隐约约直刺矛盾中心，同样也因为这一出双簧已快唱到了即将结束的时候。

涅盘前的等待和涅盘时地痛苦让人几乎难以承受。

但一想到涅盘后的那份荣光，所有的代价和苦难似乎都值得了。

而且，代价愈沉重，苦难愈深刻。

这份荣光也就愈耀眼！

推进官制改革，明着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推进维新。

但双重涵义中地另一重却是为自己上位准备班底。

——“他日立宪功成、国家中兴有望，朕即是明君，卿便是贤相，百年后要流芳百世的，朕决不做朱元璋，卿也不是胡惟庸……”奏对之际林广宇推心置腹地那番话，永远在徐世昌耳畔响彻。

一想到自己能成为明清两朝500年来的第一宰相，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份崇高，他觉得什么都值了！

这一番事业，不惟是为了皇命而辛苦经营的事业，同样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而千方百计打造的事业。

换而言之，这天下不是他徐世昌的，但这朝政他却有份。

还有什么能比股权激励更高明的奖赏？

那桐、端方厮杀颐和园的消息一出笼，围绕官制改革而产生的争端反倒没从前那么强烈。

尤其是建议分拆邮传部的那块，舆论竟然一边倒认为本该是如此的局面。

那桐一失势，见风使舵的小人物们马上调转方向表态，这等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若不是因为那桐阻拦，早就该实行了。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原本一直袖手旁观，只等着各路人马上门活动孝敬银子的奕匡父子也就坡下驴，连上两个条陈，忙不迭表示赞同之意。

梁士虽在朝堂之上公然与那桐决裂，但无论守旧派还是开明派都无法指责。

守旧派可以攻击他忘恩负义，但这忘恩负义梁士已说得很明白了，是忠字当头，守旧派的理再大，也扭过不一个忠；开明派虽对梁士的滑头颇有微辞，但对他们而言，见风使舵、时刻顺着政治动向而为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梁士的行为损是损了点，却也不算出格。

京城舆论一致认为，所谓梁士卖友求荣压根就谈不上，他只是自保罢了，更何况那桐为人和贪鄙实在太过龌龊，除少数与他走得较近之人外，几乎没有人表示好感。

是故颐和园里那桐一案还未了结，代表官方喉舌的《帝国日报》透露出来的种种强调已经非常与那桐不利。

唯一孜孜不倦喊冤的恐怕只有常去金鱼胡同唱京戏的那一班人马了——那大人倒了，这过年的大红包谁来派啊？

可他们人微言轻，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公然鼓与呼还好，若是说出来，只有被人捏着鼻子耻笑的结果。

因此，梗塞了好几个月的改革

行起来异常顺利，第三天分拆邮传部的上谕便登报公部和铁路总局撤销，分设邮电部与交通部两部，邮电部掌握邮政和电报两块经营，以原邮传部右侍郎沈云沛为邮电部尚书，以吴郁生为中国前国脚吴承瑛曾祖父、李焜瀛为左右侍郎；交通部主要掌管航运、铁路和公路等权，尚书梁士，左侍郎李经楚李鸿章侄孙，兼任交通银行总办，右侍郎梁如浩。

套用中立派观察家的话说，分拆后梁士也没捞到什么实际便宜——本来他虽是邮传部侍郎，但因为那桐无能。

他可以当整个邮传部的家。

现在名正言顺做了交通部地尚书，明着看提了一级，能当家地地盘却小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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