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舒服的大道坦途不去走，偏要自讨苦吃，像邢正义这样的人真的有点傻。

但更傻的还得数他的母亲，居然也支持儿子这样做。

这母子俩的表态可真是让刘家人无话可说。

但无论再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不佩服。

因为谁都清楚，对于国家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傻子多一点，恐怕才是最有益的。

只是让人颇为无可奈何的是，现实却是极为有限的优势资源往往只被一些“会算计”的“聪明人”占有。

像邢正义这样的人，哪怕今后劳苦功高，也恐怕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反过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往往那些出尽风头，享受了太多福利的“聪明人”，却从来不懂得为此感激祖国，珍惜机会。

越是轻易的得到，他们越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

甚至还会埋怨生活给予的太晚了，给的太少了。

比如说，在遥远的法国巴黎，来自国内的首批“天之骄子”们，在自发性的聚在一起过除夕的这一晚。

明明是应该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刻，却被某些人给变成了“自己挤兑自己”大放厥词的场合。

当时在身临其境的人眼中，聚会场景是这样的。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卡地亚”、“元帅”、“圣罗兰”这些法国牌子的烟雾融为一体，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可屋里的那些人呢，还在众星捧月的围着大沙发中间的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而作为焦点，这个女人的模样确实很漂亮，只可惜太做作了点。

她非得学着法国人的样子披着一个大披肩，而且右手托着酒杯，左手又学着“赫本”在《蒂凡尼早餐》里的样子夹着一根女士香烟。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派头下，她高谈阔论的声音和动作是那么张扬，内容也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

我这人说话一向反对夸张，过去对此不是太相信的。

但现在真正来了，才知道此言一点不虚。”

“没法儿形容，我没觉得呀，也就那么回事吧。

至于吗？”有人质疑了。

但女人仍旧言之凿凿。

“怎么不至于？

我看是你缺乏观察力。

不说别的，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

圣诞之夜，整个巴黎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这是花园城市，有名的。”

这番话让对方折服了。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我也同样很震撼。

咱们国内的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这下女人得意了，“你可别提国内，那怎么比啊？

就拿京城来说，这么多年才建了几栋新楼啊？

除了故宫，不就一条长安街还有点模样吗？

你们想想看，咱们出来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京城是什么样？

那简直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

灰房顶，灰马路，街上又有几辆汽车？

可这还算好的呢，毕竟是首都，其他的地方更是破破烂烂的。”

这番话不禁又引起了几声共鸣，不过也仍然人忍不住为此辩解。

“话也不能这么说，难道这不是那特殊时期人为原因造成的么？”

女人却鼻子一哼，轻蔑地说，“怎么老提这个啊，那事儿都过去多久了？

我就不服这个说法。

想想看，难道垃圾随手扔，随地吐痰，墙角小便，买东西加塞，也是‘四个人’的错？

这不是从解放前，我们就屡禁不止的顽症吗？”

有人犹豫了。

“那……那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女人的声音一下就拔高了不少，用不满的态度讽刺道。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自己的国民素质差！

因为华人的劣根性！

哼，你们瞧外国人，盖的高楼大厦无数，质量还顶好，咱们呢？

不说盖大楼了，就连一条地下管道，也能修个俩三月。

我们‘总政大院’就是，从十月开始到我出国前才修好，害得我足有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

这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

切，越穷越懒，没治！”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就拿我说吧，我小时候可是个好学生，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

可我原来以为只有咱们有拖拉机，才有那霓虹灯，只有我们共和国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

没想到现在才发现，人家比咱们富多了！

人家的素质也比咱们高多了！”

这些话因为说的太尖刻，好些人都觉得不免有点过了。

有的人就又说，“你也不要这么绝对，这可就容易片面了。

咱们是社会主义，这里毕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嘛。

何况咱们刚刚改革开放，人家发展多少年了？

要追上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没想到那女的却全不报希望的摇摇头。

“追上？

我看是没可能的。

因为实事求是的说，咱们跟人家外国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天差地别的。

你就说调动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而这一下正中要害，她居然赢得了忠实的簇拥。

一对大概是来法国学声乐的男女同学开始附和。

女同学说，“没错。

国外就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

你们看我们俩，国内最好的音乐学府毕业，可偏偏要去的国家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我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

得亏我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的办出来了，要不然在国内非蹉跎到老不可。”

“就是，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男的也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

“再说了，咱们国家也不懂艺术。

瞧瞧咱们的文艺主体形式都是什么？

就那些传统戏曲，什么玩意。

不说别人，连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

发音特别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

而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

女同学马上接过话来又大发感慨。

“对对对，还有那些政治题材的歌曲，一点没有美感，天天就讲究什么教育意义，完全失去了音乐的本质嘛……”

没想到她正要说喋喋不休下去的时候，她身边男的揪了她一把，开始给她打眼色。

她这才发现周围情况不对，分明冷了场，而坐在大家中心的披肩女人脸色也不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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