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

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

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

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

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

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

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

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

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

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

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

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

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

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

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

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

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

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

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

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

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

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

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

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

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

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

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

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

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

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

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

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

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

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

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

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

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

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

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

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

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

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

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

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

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

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

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

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

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

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

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

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

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

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

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

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

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

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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