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乱世之中中脱颖而出者，都不是易与之辈。

而能在一年时间内，由毫不起眼的九皇子变成承载大宋社稷之“天命之人”，赵构这样的奇迹几乎不可复制。

他的成功有迹可循，并非全靠虚无缥缈的运气。

单凭其人在江陵府仓促登基之后，接连施展的聚人心、稳地方、分朝臣组合拳，就充分展现了其魄力、心机和手段。

赵构这段时间的表现，已经远胜其祖父神宗、其父道君和其兄长渊圣等人，如果将其放在后三者所处的时间段——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现在的天下大势乃是大同灭宋，大宋刚刚重生，就面临着随时都会再次覆亡的恶劣环境。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不团结起来就没法生存的极大压力，才让各怀心思的残宋势力勉强凑合在一起，重建了大宋。

实际上，新宋虽然危机四伏，却还有喘息的机会。

京西南、北路和淮南东、西路四路的同军急速扩张后，已经吃撑，正在集中精力剿匪、清田，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从大同以往的扩张规律看，其短期内再次扩张的欲望应该不会太强。

只要宋军没有不自量力真的“迎二圣，复故土”，在以上战区，近期就不会与同军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甚至，在局部战场上，同宋两军还能暂时维持虚假的均势。

但京西南路的战略要地襄阳被同军掌控，以及两淮尽失，使得弱势的新宋即便与大同帝国有长江天堑阻隔，仍处于极度不利的战略被动局面。

就算赵构将行在由江陵府迁到更南面的潭州，可只要改变不了宋军遇同即溃的颓势，前线和后方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大同早在七年前便在明州打下楔子，此番又借着大宋灭亡前后的混乱大肆扩张全取两浙路，更是连新宋政权出海逃跑的后路都给堵得死死的。

不奋进，必会死！

可以预见，大同帝国一旦消化了上述地区，必然会发动新的大战。

新宋政权若不能在此之前完成力量整合，别说中兴了，能不能挡住大同的下一波攻势都是两说。

就算抛开对同战略上的全面被动不谈，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新宋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趁着大同灭宋之机，出兵攻陷秦凤路西安州和怀德军的夏人并没有停止扩张。

最近，夏军还增加了兵力，东南攻打秦凤路镇戎军，西北则频繁袭扰熙河兰廓路西宁州，似是打定主意要重新夺回这些年失去的战略要地。

面对同夏两国左右夹击的形势，陕西诸路纵有强兵，也只能步步退缩。

尤其是永兴军路，三面临敌，处处都得布防，处处都可能防不住。

而朝廷南渡之后，原本用于养活陕西诸路兵马的巨量钱粮也无从维持。

这种情况若不能尽快改变，作为大宋国之柱石的西军迟早会崩。

实际上，新宋朝廷已经有大臣建议干脆调西军南下，主动放弃陕西大部，以此诱使同夏两国相争。

坦白地讲，此计若是能成，真引得同宋爆发持久的大战，对暂时没有反击之力的新宋政权来说，未尝不是一步妙棋。

但宋夏两国百年拉锯，无数陕西汉子血洒疆场，早就杀红了眼。

朝廷要是就这样放弃，西军愿不愿意南撤尚是未知数。

就算撤了，他们还会不会为轻易放弃自己家乡的朝廷继续卖命也是未知数。

更重要的是夏军战力很迷，经常连西军都打不过，肯定打不过更加彪悍的同军。

朝廷主动放弃陕西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前脚送给夏人，后脚就落到了大同手中。

而且，陕西诸路相对于大同，就好比两浙路相对于新宋，是新宋政权唯一能对大同构成侧翼威胁的战略凸出部。

陕西在手，新宋就有等待时局变化反攻大同的机会。

一旦失去陕西，就彻底变成了混吃等死的割据政权。

届时，朝廷便是再想乞和，都没有谈判的本钱。

除了保不住也得保的陕西诸路外，赵构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新宋朝廷威信未立，各路州、府虽然口头上承认朝廷，却以各种借口敷衍，拖延上解朝廷急需的钱粮。

更有甚者，还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军队——境内民乱不止，盼天兵前来平乱。

朝廷不扩军就没办法平乱，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就别想号令地方。

可地方不主动解送钱粮，朝廷就没办法扩军。

这就是一个死结，解不开此结，新宋拥有再大的疆域都只是纸面数据。

相对而言，各地蜂蛹群起的溃兵、盗匪和民乱，反而算不上太大的事了。

反正朝廷勉强能够管理的地方也就临近行在的十几个州府，更远的地方已经鞭长莫及了，乱的又不是自己手中的东西，不心疼！

所有的问题都压在了赵构身上，只有处理好了这些事，切实掌控了这些对朝廷阳奉阴违的地方势力，他才是正儿八经的新官家。

面对如此困境，年仅二十岁的赵构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乃父、乃兄的极大魄力。

其人先是扛住了文臣们的压力，以“不破则不立”的大决心，授予韩世忠、折彦质、刘光世、李成、张俊等人方面之任，命他们接管混乱不堪的各地。

为了抢时间尽快完成军事扩张，赵构只给了众军将朝廷官爵。

各部募军所需的钱粮甲械全靠自筹，最终能够掌控多少军队，全凭个人本事。

大宋王朝能够压制造反成瘾的军队，从而结束混乱的五代乱世，除了以文驭武，并频繁调动军将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等手段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钱粮。

无论是最老牌的将门府州折氏，还是军队最为庞杂的西军各军头，都必须依靠朝廷的钱粮才能过活。

便是再能打的军队，没了钱粮，都得抓瞎。

而军队一旦能够自筹钱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军队自收自支，自主性更强，战斗力更有保证，可也会渐渐失控。

此举显然有悖于大宋传统，一个不慎就会养出尾大不掉的藩镇。

但现在新宋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军队就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了，哪里还能操心以后有的没的？

而且，以同军的彪悍，也只有藩镇化的军队才有足够的战力勉强与其对抗。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先摆脱了随时都会再次国灭的命运，等新宋与大同真正达成战略均势之后，再考虑削藩收兵权的问题。

赵构此举的效果自不用说，仅仅月余时间，就看到了成果。

折彦质、刘光世在军中素有威望，善得兵心，二人将重点放在收编乱军和溃兵上，基本是将旗一树，应者云集。

韩世忠、李成起于行伍，敢打能打，麾下将士也有股狠劲，这二人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以钟相为首的民乱上，平乱、整编、屯田一条龙。

而由唐州率部突围南下的军中新秀张俊也不含糊，其人靠着之前的清野，很是搜刮了一大笔钱财。

在如今的大宋，有钱就有兵，有兵就更有钱，如此滚雪球，势力扩张也相当快。

应该说，大宋从来就不缺能人。

只要皇帝敢放权，很快就能有人为朝廷拉起数万大军。

但这些军队空有庞大的数量，现阶段依然是乌合之众。

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以及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战斗力依然可疑。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赵构听取了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遣使入同宣告新宋成立，正式向大同帝国叫板。

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被大同打怕了的臣子反对。

这些人生怕朝廷过于高调，会引来同军的报复行动。

赵构却认为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根本藏不住，也不应该藏。

唯有主动应战，才能赢得喜欢邀名的正乾皇帝正视，还能借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力。

这套说辞很迷，并没有多强的说服力。

任何异常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原因。

“汉水大捷”之后，同军停止了对赵构的疯狂追击，给了其人喘息之机，让一度计划继续南逃的新宋行在暂时留在了江陵府。

没有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原本就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朝臣们便开始闹腾起来，“战与和”“进与退”的争论充斥在每一次朝议之中。

而类似于放弃陕西引同夏两国大战，征召野蛮敢战的南疆夷人对抗同军，编伍福建、广南疍民奇袭大同水师等各种古怪言论，也大有市场。

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宋肯定是因为自身肯定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才会被新崛起的大同摧枯拉朽般覆灭。

新宋政权能够动用的资源大幅缩水，要想打败大同中兴社稷，就必须亡羊补牢，下狠心解决道君、渊圣两朝遗留的严重问题。

找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简单，找了上百年问题的大宋士大夫们更是极擅此道。

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找出一堆的原因来，绝对不重样。

每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吊打几个月前才死在潭州的蔡京老贼。

朝臣们的思想混乱无比，根本无法统一，各种扯皮不断，导致皇帝的任何决策都会有人反对，同时也会有人支持。

纷纷扰扰中，赵构遣使沟通大同的决定勉强得到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其人只派出了以尚书比部员外郎万俟卨为首的低级别使团。

赵构在这个时候坚持遣使入同，其真实目的当然不是向大同宣战。

汪伯彦的建议之所以能够打动其人，乃是此举可以解决赵构最致命的法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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